香港是如此細小而獨特，香港人即使希望尋找更佳的居所，往往也是在不同的區份、街道或是住宅項目之間選擇。在其他國家及地區，如日本、臺灣或是歐洲，人們卻能選擇不同的城市或不同的國家建立家居。
一個既「可移居」又「可宜居」的城市到底該擁有怎樣的特質？今年剛結束的KODW（設計智識周）即以「設計宜居城市 Design For Liveabilty」為主題，邀請來各地的城市規劃專材，從地標、大數據、藝術企劃以及閒置空間等多方面，探討更多可能的答案。
Text /張毯
Photo / Cheung Chin Yui, Sam Kwong
2018年的 KODW已圓滿落幕。今年的主題為「設計宜居城市」，並請得來自世界各地，包括荷蘭、台灣以及比利時等地的創意及城市規劃專才，來港發表演講，提出在城市規劃上的洞見。
近年香港的居住環境質素每況愈下，一方面自然因為高樓價及高地價政策，但對於既有的舊區改建或是新城市發展，香港各區依然力有不逮。筆者因此請來四位分別來自世界各地，或是旅居香港的學者及專家，各自分享對於「可宜居城市」的看法。
地標：指引城市的方向
當中包括來自荷蘭的Mijksenaar的創意總監Fenne Roefs，她是次到港主要負責談及「wayfinding」，即「找路」的可能性。你也許跟筆者一樣，聽見這一點便覺得為何連找路也需要斟酌。Fenne Roefs卻率先指出：「我們的重點是在於如何建立『地標』，這裡所指的『地標』是『landmark』，不是指一般的『Logo』或是『Pixelgrams』（點陣圖案），而是指能夠讓你記得整個城市空間的事物，那可能是一坐雕塑，一個地標，又或是不同的建築物，會讓你留下對整個城市的清晰印象。」
為了進一步解釋，她又分享到香港時的經歷。她說，那天她想要前往上環的PMQ，可是離開地鐵站以後就迷路了，而那麼恰巧，連續問了幾個路人，都沒有人會說英文：「這就是『地標』的重要性，那不只是向你指示一個地點，或是一個方向而已，而是讓你記得自己身處在城市當中的位置。」
Fenne Roefs又說，這背後其實牽涉到「mental map」的概念，直譯為「意識地圖」，那不是指一般印刷地圖或Google Map等等與真實世界互相對應的地圖，而是存在於我們腦海裡，抽象卻能讓我們清晰記得方向的藍圖：「當你長時間在某個地方生活，你不知不覺會記得某種路徑，那與街上的路標或是指示牌也無關，而是讓你能夠輕易找到目的地的『地圖』。」
越過語言的藩籬
在科技的進步下，今天我們即使走在陌生的街頭或是地區裡，只要有智能手機在手，又沒有喪失無線網絡的話，仍然有智能地圖能夠指引方向，亦能夠以GPS指出想行的路。Fenne Roefs指出，她的想法，卻是希望每一個人身處在任何空間當中，也能自然地找出目的地，而非依賴指示牌上令人混亂的信息：「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每個地方都會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群，但沒有人能夠通曉世上所有的語言，例如在歐洲，每個國家都有自己語言，甚至是慣用的路標圖案。有時候，令人難解的資訊，反而會造成誤導。因此我們希望能夠在路標上花心思，亦希望每個人都能透過『natural wayfinding』的方式，去找到城市裡的目的地。」
她又指出，真正能夠讓人記住的地標，應該是「越過語言（beyond the language）」之外的事物，你只要記住個路標、某種顏色，或是某種建築物，就能夠掌握對於整座城市的概念，並能夠對城市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從而達到自然辨識整個城市的效果。這對於來自各個地區的人來說，也是一種在地化的過程。
智能化：以大數據推動城市
近年隨著無線網絡科技的發展，以往遙不可及的大數據及智能化裝置，今天已開始真正走進人群的生活裡，更成為城市發展的可能性藍圖。居於香港多年的Anne Kerr見證香港的起落，專長於城市規劃的她，是次主要分享對於智能城市的見解。她指出：「大數據也好，智能城市也好，最終目的也是在於改善都市人的生活，所以我必須先了解到，到底城市所面對的問題是什麼。」
城市化（Urbanization）已是老掉牙的議題，從上世紀50至60年代，城市化生活在歐美各大城發展至最高峰，到今天過度城市化的問題幾乎已原型畢露，身處在香港這一超級大城市的我們，卻仍然感受甚深。Anne Kerr卻認為，我們不能說城市化帶來「危機」或是「Crisis」，她笑言這些字眼太過「戲劇化」，而目前城市化的問題，只是進步所帶來的副作用：「為什麼我們的城市會不斷進步？因為我們希望想要更好，我們希望能夠有更佳的生活，所以就有了城市以及其他事情。每個城市都有其自身的『evolution』以及整個過程，不會有城市永遠維持不變。」
她又指出，目前世界各大城市除了人口膨漲、移民等等問題以外，普遍需要面對的難題均是來自「食水」以及「能源」，其中最重要的，其實是供水問題。說到底，她意味深長地看著筆者說：「沒錯，water，how amazing，你沒有想到吧，食水問題其實對我們的城市生活影響甚深，而我們卻已失去警覺。例如過去的五月，是香港近年來遇過最乾旱的五月，亦多少引起了市民對於食水是否足夠的討論。」
以資訊管理資源
她指出，城市規劃所面對的，不只是當下或是已呈現於眼前的問題，而是防範於未然，面對未來可能會發生的問題：「例如如果現時的人口持續增長，到了2030年的時候，人類社會對於食水的需求將會較今天急升。食水對於社會來說，絕對絕對是至關重要的資源。除此之外，食物、能源，一樣是社會上不可或缺的物資。」
Anne Kerr表示，時至今天，要建立起良好的供水、貯水系統自然不是困難，問題是如何去善用水源，並且確保無論任何時候，也不會浪費任何食水。她說：「這背後就需要智能化的管理方式。不只是食水，還有城市裡各方面的運作，也可以透過智能化的方式去收集數據，並且加以善用。」
大數據（Big Data）的概念近年不脛而走，甚至應用於都市管理層面，Anne Kerr說到這一點，她表示她也同意大數據的重要性，可是卻展現得一臉淡然：「Big Data是很重要，可是那卻不難明白，只要你想通了，Big Data從何而來？Big Data用於什麼地方？那麼就能理解，最決定性的，還是我們如何運用智能化去收集數據，去讓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好。」
Anne Kerr於香港居住多年，在國際的都市發展公司中擔任要角，經常穿梭西方的她，笑言自己可以擔任「香港大使」，並一直向海外人士談及關於香港的優點：「香港其實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城市，只是居住在這個城市裡的人，未能完全察覺到其優點。」
藝術：改寫城市的枯燥
到底何謂文化、何謂藝術、何謂創意，或者討論再久，也不會有答案，然而我們仍然可以邀請在這方面深諳已久的專家，為我們帶來更多的啟發。Philippe Kern來自比利時，為顧問公司KEA的創辦人及董事總經理，主要從事歐洲地區的創意產業、地區文化管理等工作。
筆者問到，如何能夠使一個城市變得更具「可居住性」？ 他思考以後回答說：「我想那背後的重點，在於要能夠做一些與沉悶的生活有差別的事情，也就是要beyond the routine。那麼要如何做到這一點，就是透過藝術、創意以及有別以往的事情，為城市帶來不一樣的事情，這樣就會使城市中的每一個人，都感受到更佳的生活。」
Philippe Kern又指向筆者手上的蘋果手機，說：「這就好像是Apple製作的手機，那其實是超越了功能性（beyond the functionality）的事物。你的手機裡面當然有很多功能，包括上網、地圖、錄音等等，可是會去考慮購買或不購買蘋果手機的人，背後也是在思考關於蘋果的美術或是設計風格，那其實已經是一種fashion。城市也是同樣，如果只有勞動或是一直重覆的事情，則難以讓人感到趣味。」
以創意展現文化多樣性
Philippe Kern來自比利時，亦曾在法國巴黎接受教育。西歐一直給予亞洲人文化氣息濃厚的印象，他指出這一方面是因為歷史背景，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歐洲有所謂的「cafe culture」，尤其是在法語區裡這方面甚為發達：「跟香港相比，歐洲的生活步伐自然比較慢，而且會花時間去思考、計劃以及實行更具文藝氣息及文化氣息的事情。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令我們能夠思考到生活以外的事情。」
他又表示，在一個城市當中，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很重要，甚至與商業經營有關，因為所謂「創意」，其實也是表達以及管理文化的一種方式：「你要如何向世界各地的人群，表達一種文化？一種想法或是新的藝術品？這背後其實牽涉到文化產業的問題。就以藝術品或是音樂會為例，你要吸引人來看你的藝術品或是音樂會，那就需要透過創意或多樣性去策劃。」
Philippe Kern在訪問中又特別提到深圳，他認為深圳近年的創意氣息及文化氛圍均大有進境：「如果你近年到過深圳，會發現整個城市也已改進了很多，而且在科技、創意工業以及文化創業方面經營得非常好，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香港作為商業都市，步伐自然很急促，可是其實也可以放慢腳步，發展更多文化或藝術方面的事物，展現更多關於這個城市的個性。」
空間：解決城市問題的良藥
由荷蘭到比時利，所有事情對我們來說似乎太過遙遠，我們又姑且聽聽看來自臺北的都市規劃專家，分享關於亞洲城市的土地運用問題，或許能對居住環境相近的我們帶來助益。臺灣城市規劃顧問公司創辦人Justin Yu（游適任）是本次KODW中難得一見的亞洲及年輕面孔，他近年專門負責台北市周邊地區的「閒置空間」問題，亦因此而獲邀到港分享相關見解。
對於臺北的閒置空間管理，他表示是特別針對於台灣人口中所稱的「畸零地」，以及不同的建築物內部或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無人管理而荒廢了的土地空間，這些土地通常是不規則的，可能是三角型或是梯型，令土地發展商、業主以及政府均感到難以規劃。Justin表示會特別注意到這些空間，是因為他認為臺北的空間功能仍見不足：「臺北雖然是臺灣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可是跟香港比起來，仍然未到極端擠逼，又或是完全缺乏居住空間，反而是能多元化地使用的閒置空間並不足夠。」因此，Justin與公司的同僚開始專注於公共空間的規劃，亦同時希望能藉此實踐他們對於土地利用的理想：「我們原來是單純的城市空間規劃顧問公司，主要負責臺北東區的顧問工作。直到2016年，我們才正式成立了閒置空間的專責部門，開始真正實現『永續發展』的概念，而如何運用空間，則是最容易能體現出如何去呈現城市空間發展的一種方式。」
以創造力改造環境
Justin指出，所謂的空間配置、土地運用，到底也是在解決社會問題，而臺灣一如眾多亞洲地區的大城市，也面對著同樣的社會問題，如青年就業環境的停滯、開放的藝術空間不足等等。他指出，能解決這些問題的其中一個最佳方法是「創意」：「例如臺北的中正記念堂有一片很大的廣場，可是那裡面不能放風箏，也不能騎腳踏車，臺北整體的都市計劃亦未見得做得非常好。另外，閒置空間或畸零地本身也是一個問題，因為目前絕大部份的閒置空間也被圍起來了，變成如同荒廢的土地，第一是會令街頭及整個城市看起來很難看，第二是會堆積垃圾而難以清理，造成衛生問題。那我就想到，不如利用這些沒有人想要處理，或是沒有人想到要處理的土地，去改善社會上的問題。」
Justin雖然年紀輕輕，可是在臺灣卻名氣不俗，他早在19歲時已投身創業，目前更是行政院的青年諮詢委員會成員，就理論上言對於政府的政策有一定的議政能力。他指出：「臺灣政府在太陽花學運後，顯著希望引入更多年青人到政府裡。實際上，我剛才提到的閒置土地，均由不同的政府部門所負責，民間可以申請『認領』這些土地，
亦沒有坊間想象得那麼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