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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盃論中國改革開放40年


邵志堯:江西財經大學 客座教授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前一年,筆者只有十一歲,對足球的認識和中國那時的經濟一樣都是「零」,只知道半夜可以不睡覺看首次電視作衛星直播,印象中只有很大的躁音和漫天都是雪花的紙屑,只有一個金髮披肩的甘巴斯把荷蘭擊敗,捧起大力神盃,當時的中國對於筆者來說,一切都是謎和傳說的印象,只記得母親每次回鄉都挑著一大堆物資和攜帶十多袋衣服回鄉,感受香港的生活比國內豐裕,僅此而已。

回想起1982、1986和1990年這三屆世界盃,筆者在中學和大專時代已視足球員為夢想中的職業,曾試過踢足球十二小時的紀錄,「朝七晚七」都在球場上打滾,不管球場上有多酷熱,也曾試過投考前港甲球隊愉園青年軍,並去試腳……「那些年」時的世界盃,只有24支球隊入決賽週,對每隊足球隊均瞭如指掌,中國在這12年也在學習階段,在世界經濟舞台只是新手,靠的是辛勤才能過活,雖然過程有點跌蕩,正如很多足球員的生涯般,要鍛練好體能和技術,才會有出頭的一天。

1994年世界盃時,筆者已踏入社會工作好幾年,並需要常常赴國內出差,適逢其會在上海遇上了「港漂」,一起觀看球賽,除了見証了「森巴」足球的威力,也親身感受到中國已和外國更多接軌,如內地改革開放初期還使用外匯券,今天再問街上內地年輕人,能把外匯劵「答上咀」的,應是萬中無一,也許這就是國家經濟進步的表現。

2002年的世界盃時,香港電視轉播權落入收費電視手中,筆者試過在中環已改裝成酒吧的地方 (前皇后戲院原址)觀看球賽,那時正直中午,金融人根本無法集中精神工作,僱主半開眼讓員工欣賞球賽,森巴足球再次玩弄香港舊宗主國(英國)的情景仍歷歷在目,那時筆者是鮮有的一批進入中資機構工作的港人,也意識到內地人進步之快,在筆者服務國內機構的12年間,深深感受到他們已開始熟悉資本主義的運作,雖然國家隊那年僥倖進入世界盃決賽週,更揚言有足夠實力可挑戰其他足球強國,但最後鎩羽而歸,受些挫折也未嘗不是好事,國家和人也是一樣,挫折總是令人進一步成長。

2006和2010年世界盃期間,香港人流行到深圳邊按摩邊看球,始終是一國兩制,香港行資本主義經濟,轉播權價高者得,香港人只可以免費看幾場重要賽事,筆者感受到看球賽並不是人權問題;國內行的是社會主義經濟,足球貴為全民可參與運動,中央政府統一購入轉播權「全民播放」與眾同樂,令筆者反思:凡是向錢看,是市場唯一真理嗎?

2014和2018年的世界盃,筆者感受到中國真的富起來,內地球迷親身到現場觀看球賽,這是體現國力的表現,是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我們不需要硬崩崩的數字去証明中國改革開放有多成功,海量球迷的巨大消費能力已說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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