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方入冬，霧霾再次重現北方城市，惹起社會對環保問題的關注。回顧二○一七年，中國政府曾經以環保為目的，用「一刀切」方式下令一些產業停產、限產，更禁用煤炭爐取暖等，這讓去年京津冀及週邊地區的秋冬季出現久違的藍天，然而，這背後同時讓人民、企業和地方本地生產總值（GDP） 付出了巨大代價。因此，在二○一八年，中國生態環境部多次明令禁止「一刀切」。然而，環保跟經濟其實並不是真的對立，政府若能以切合民情的方法推行相關政策，環保的生活方式從不是犧牲，而是生活品質的提升。
十一月十二至十四日，北京、河北一帶初嚐今年秋冬季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大氣重污染。截至本月十四日，北京、石家莊、保定等十三個城市的空氣質量達到重度污染水平，細顆粒物PM2.5日均濃度最高達每立方米二百微克，PM2.5 小時濃度最高達每立方米二百八十九微克。
雖然污染問題再次引起社會的關注，但官方至今都不敢過於進取地治理環境問題。分析認為這是源於過去幾年，官方過於苛嚴的環保政策引來不少副作用和反彈。
自二○一五年年底以來，中央環保督察組分四批對全國三十一個省份存在的生態環境問題進行了一次全覆蓋式督察，隨後通過取締燃煤鍋爐、整治污染企業等政治讓一部分的生態環境問題得到解決。如在二○一七年，京津冀及週邊地區的城市，其內主要大氣污染物排放量均顯著下降，在其中一次調查中，PM2.5按年減少了百之十八、SO2（ 二氧化硫）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一、NOx（氮氧化物）減少百分之十六、VOCs（揮發性有機物）減少百分之十二。但在漂亮的成績表背後，個別地方出現了粗暴的「一律關停」的「一刀切」現象，衍生出不少問題。
拆爐捱冬
其中最讓人記憶猶新的，相信是去年秋冬季，河北、山西等地大力推動「煤改氣」事件，由於當時有地方官員在未待居民裝好新氣爐，就強行把舊煤爐拆除，結果導致成千上萬的人無法取暖。接下來，又由於市場上突然多了很多人同時改用天然氣，使天然氣的需求遠遠超過供應，以致價格飆升，並有供不應求的情況。
除了要捱冬，部分市民更因為政府整治工業而飯碗不保。去年京津冀及其週邊地區對鋼鐵行業嚴格限產百分之五十，各地對工業行業也嚴格限產，不少更採取先行關掉再來整改的方式。如在江蘇，有食品加工企業從一九九七年開始經營，一直依法取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證、營業執照、納稅登記證，但近年卻因為環境影響評價手續到期未延續，最後行政部門對企業強制斷水、斷電，最終企業要停產，工人亦告失業。
瑞典包裝巨頭利樂（Tetra Pak）在佛山經營了二十六年的工廠去年亦因為整治而結業，當時有一位包裝員工在離開時在網上留言：「這一區域是先有工廠還是先有民宅的，又是誰只顧一時利益？現在，我們就要失業了，失業後可以說我們毫無經濟來源……請社會多關心一下這群人吧，換位思考一下。」
不止城市受到環保「一刀切」的影響，農村亦然。為應對環境檢查，地方政府在一些農村，禁止在鄉村河道兩側一定範圍內養豬養雞、養鴨養鵝，並將豬舍雞舍、鴨舍鵝舍一律拆除，河裏的鴨和鵝也被趕上了岸，受影響的農民只把牲口賣掉。由於養殖是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來源，這讓農村的經濟帶來威脅。
經濟優先
環保「一刀切」影響民生，社會上甚至出現了停產企業的總經理上吊自殺、養殖戶自焚的事情。在民怨漸深下，加上中美貿易升級，中央決定以經濟增長行先，暫緩一些環保措施。
因此，中國在今年五月尾，生態環境部就推出了《禁止環保「一刀切」工作意見》，旨在防止一些地方在督察進駐期間不分青紅皂白地實施集中停工、停業、停產行為。從五月三十日起，第一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陸續進駐河北、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東、廣西、雲南、寧夏等十個省或區，開展為期一個月的督察工作，防止地方出現環保一刀切。
《意見》更特別明確，對於工程施工、生活服務業、養殖業、地方特色產業、工業園區、採砂採石採礦等易出現環保一刀切的行業或領域，要分類施策。對於具有合法手續，但沒有達到環境保護要求的，應當根據具體問題采取針對性整改措施。
隨著禁一刀切的施政出現，亦有人擔心這代表中國的環保措施倒退，但其實這並非必然。以邯鄲市為例，二○一七年鋼鐵行業在十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限產比例為百分之四十二，比之前一年的百分之五十的限產比例有所減少，但是行業減排比例達到百分之七十一點三。
錯峰生產
原因在於當地官方以「錯峰生產」代替「一刀切」的做法，錯峰是指於內地北方地區的冬季，部分企業實行全面停產，在春季採暖期結束後再開始生產的運行機制。由於錯峰的做法讓企業界可以繼續生產，維持到生計。而且官方由於會參考企業的環保績效情況，設定錯峰名單，讓部分企業「不錯峰」或只「錯峰百分之三十三至七十五」。為了入圍這些名單，企業都投入更多資金去升級，改善環保措施，因此整體污染不升反減。
由此可見，環保與經濟是可以不相違，又如中國農村的情況，分析認為在地方政府在治理水環境時，其實可以考慮飼養家畜家禽農民的切身利益，施行有利農民的措施，如把畜禽糞循環利用，為河裏魚兒的飼料。事實上，從各國推行環保政策的經驗，若社會配套能妥善配合，環保其實不是犧牲，而是生活品質的提升，例如在海外不少國家在減塑的同時，政府會資助企業用設計更好的走塑產品。以英國為例，當地政府一直都在扶助社會企業，又在二○一二年，利用六億英鎊資金，成立世界首家社會投資銀行 Big Society Capital (BSC)，發展和推動可持續的社會投資巿場，這讓當地社企蓬勃，結果生出不少環保品牌，如瓶裝水品牌「Belu Water」，便率先使用生物可分解的材質做成水瓶，更嚴格把關水源品質，並請知名設計師打造瓶身，這讓消費者可享受高質而綠色的消費生活。
協調不足
回看香港，因為社會配套配合不上環保政策，而出現擾民情況。例如在今年八月實施的「四電一腦」，除了市民在換電器時較為不便，因要等待政府指定回收商上門，往往要讓舊電器閒置家中多幾天。而且因回收商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後貯存、處理、再加工或循環再造廢電器必需申領牌照，但現時香港只有歐綠保是政府唯一認可的上門回收商，令其他回收商收回來的舊電器變相沒有出路，這令在街道或垃圾站棄置廢電器的情況普遍，造成更多浪費。因此，不少分析建議歐綠保可與現時的回收商合作，由回收商提供運輸及收集服務，環保之餘為回收業界帶來商機。